口袋超盘【我是这样做学问的】人居之道，启真求索

口袋超盘来源：创本配资网站：金鼎配资日期：2025-06-22 02:19:02 查看：143

【我是这样做学问的】口袋超盘

我自少时面对战后的满目疮痍，即立志于城市规划与建筑事业。作为建筑学人，终身在教师岗位工作，经历中国城市规划变迁，风风雨雨数十载。回顾学术人生，我深切体会到，科学理论的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应始终坚定学术追求，时刻保持对新鲜事物的敏感，不断注意现实问题与学术发展的情况，进行知识累积、比较研究、借鉴启发，逐步“发酵”。结合自己学术人生经历，想与诸位同道分享一些体悟。

第一，志存高远。对于学人而言，学术方向是灵魂。人生的道路有很多十字路口，每一个人生阶段，越过路口始能前进，错过了就难以回头，因此心怀大理想、把握大方向非常重要。对此，我体会很深。我之所以选择建筑事业，并作为一生追求的方向，与我青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有密切关系。我1922年生于南京，当时内忧外患，中国大地上战火连连，苦难深重。1937年南京沦陷，我随家兄流亡重庆，于四川合川继续中学学业。记得1940年7月高考结束的那天下午，合川城遭遇日军空袭，大火一直燃烧到第二天清晨降雨始息。1942年，矗立于重庆嘉陵江边的中央大学建筑系系馆屋顶被暴风雨破坏，工人在整修屋顶时不幸触电身亡，当时我正读到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战乱的苦痛激励我重建家园的热望，我立志以建筑为志业，开始自己的“人居”逐梦生涯。随着自己的成长，对国家社会发展、建筑事业发展认识的不断加深口袋超盘，我对建筑专业的学习研究不断提高，志向也在不断增强。1948年我经梁思成先生推荐赴美国匡溪艺术学院求学，1950年学成后，应梁先生信中“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召唤，毅然从尚为英国盘踞的香港取道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和教育事业中。1983年，我从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的行政岗位上退下，时任副校长张维邀请我前往深圳大学创办建筑系，我婉拒了他的盛情，坚持和一名助教，在半间屋子、一张书桌、两个坐凳的条件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由此有了后来人居环境科学的顿悟。类似的情况，一个人一生不知要经历多少，回顾既往，我自审之所以没有“转错”大方向，很大程度上还是与早年“立志”有关，立志在建筑与城市的学术领域做一些事，继而在不同时期，根据现实条件，作出相应选择。

第二，治学应注重哲学思维，善用哲学方法。20世纪40年代后期，我就学于世界著名建筑大师伊里尔·沙里宁门下，对当时日新月异的种种“理论”，他颇不以为然。“普通常识已非普通之识”，他常常强调“思想方法”的重要性，并通过一些例证来谈论这些问题，归之于哲学的思考。我一时似懂非懂，对深层的含义并不能完全领会。20世纪50年代回国后，我积极投入抗美援朝和工业现代化的大潮中，与此同时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步认识到哲学学习的重要性，并将其逐渐运用到专业工作中。举个例子，清华大学原校长蒋南翔曾经讲过，工作做完，认识只完成了一半，总结以后，认识才算完成。这启发我尽可能对工作及时进行总结，并力所能及地提升。1987年，我在第七期市长研究班上，运用哲学的观点回顾了中国乃至世界城市规划历史中富有哲理的事件，提出城市规划必须在哲学思想指导下对各种理论做统一的思考，包括集中与分散、控制与发展、建设与破坏、偶然与必然、理想与现实等等。比如，理想与现实。城市规划工作的内容需要高瞻远瞩、面向未来，因此不能没有理想。但规划工作者与乌托邦主义者不能等同，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城市规划工作有目的、有方法、有途径去促进其实现，必须是现实主义者。所以规划工作者必须在高昂的热情中不忘理想，并能解决难点，这都是哲学思想给我带来的治学启示。

第三，要时刻以问题为导向，做到复杂问题有限求解。现实世界中问题多，可怕的是习以为常，轻轻放过，不去认真思考。要有“问题意识”，注意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其源头所在，探索怎样解决。成功者都有类似“牛顿被掉下苹果砸到”的经历，有问题，认真求索，另辟蹊径，得以求解，科学才能前进。以北京菊儿胡同“类四合院”住宅为例，在体系完整的四合院街坊内插入五层楼高的单元式住宅，会破坏传统京城的整体性。能不能围绕着大树布置二三层楼房四合院，每家有厨房洗手间，并能通风日照、共享庭院休憩空间？这种布局方式的设想并不难，早在1978年进行什刹海合院设计时就有考虑，有人批评其不现实，因为它难以达到单元式五层楼的容积率。为了达到1.2的容积率，我从1981年到1988年，用了8年时间，历经若干方案，最终达到这个要求。当时正逢“危旧房改建”的机会，我们才得以在菊儿胡同的一期与二期实施设计方案，我们的经验就是“以问题为导向”并加以持续探索。

发现问题之后，还要做到复杂问题有限求解。1989年，我在《广义建筑学》第九章中专门讨论方法论，将其归纳为“系统观”与“融贯的综合研究”。2001年，在《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中，我基于长期的思考与实践探索，从复杂性科学的角度，对于开放复杂巨系统的求解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与提升，提出“以问题为导向”“庖丁解牛”“牵牛鼻子”等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人居科学长期以来就是这样做的。当前的发展现实更为复杂多变，简单的跨界、交叉学科等已经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为今之计，应当更加自觉地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思想指导实践。宜乎采取“复杂问题有限求解”的方法，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化错综复杂问题为有限关键问题，寻找在相关系统的有限层次中求解的途径。正如《淮南子·诠言训》所言：“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众。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而是在保留对象复杂性的前提下，进行综合提炼，寻找关键点，也就是事物的“纲”，集中聚焦。纲举而后目张，以此“战略规划”（纲）带动全面的“行动计划”（目），应当可以较为审慎地、切实地解决实际问题。

指导学生、参与实践、投身科研，毕生秉持“匠人营国”的精神，致力于“谋万家居”的事业，这就是我的“求索之路”，也是我矢志不移的“中国人居梦”！虽年岁日增，但我仍要求自己以一种积极的精神面貌面向未来。我深切感受到，今天我们正面临一个大时代，充满无限生机和激情，需要青年同仁们不断在学术上探索新路。我真诚地期望，我们这个时代能够产生学术的巨人，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吴良镛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口袋超盘，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本报记者邓晖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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